墨子
墨家学派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
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,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,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,与儒家并称“显学”。他提出了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、“非命”、“非乐”、“节葬”、“节用”等观点。以兼爱为核心,以节用、尚贤为支点。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、物理学、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。在当时的百家争鸣,有“非儒即墨”之称。墨子死后,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、相夫氏之墨、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。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,收集其语录,完成了《墨子》一书传世。
家世出身
墨子是鲁国人,今山东滕州,目夷的先祖是殷商王室。目夷原为宋襄公的大司马,后来目夷氏从贵族降为平民。目夷即墨夷,后简略为墨姓。约在春秋末年周敬王四十年(约公元前480年,一说公元前476年),墨氏喜添贵子,墨子应运而生。虽然先祖是贵族,但墨子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。
早年经历
作为一个平民,墨子在少年时代做过牧童,学过木工。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公输班还要高明。他自称是“鄙人”,被人称为“布衣之士”。作为没落的贵族后裔,他自然也受到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。《史记》记载说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,墨子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,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人。自诩说“上无君上之事,下无耕农之难”,是一个同情“农与工肆之人”的士人。在他的家乡,滔滔的黄河奔流东去,墨子决心出去拜访天下名师,学习治国之道,恢复自己先祖曾经有过的荣光。
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,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完备的逻辑推理,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,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化理性化,使其著作不似逻辑性很差的儒家经典,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。比如墨经中的“义,利也”的定义以及“交相利”(请注意两者间的逻辑关系是多么紧密!)还有《墨子·尚同上》第二段“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,生于无政长,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,立以为天子。”的思想,和西方对于普遍功利主义的看法以及契约论者对国家的形成(见《社会契约论》)的论述,是多么相像!普遍功利主义对西方法律的影响,《人权宣言》中的多少内容来自《社会契约论》,就无需再赘述了吧。
师从儒者
墨子穿着草鞋,步行天下,开始在各地游学。墨子曾从师于儒者,学习孔子的儒学,称道尧舜大禹,学习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等儒家典籍。但墨子批评儒者对待天帝、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,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,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,“故背周道而行夏政”。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,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扞格。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,基本上是儒者惯用的词汇,如孝、慈、仁、义等,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、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,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。
创立墨学
墨子最终舍掉了儒学,另立新说,在各地聚众讲学,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。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追随墨子,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,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。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。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,墨家是先秦时期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,并列为“显学”。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,有“非儒即墨”之称。
广收门徒
周游列国
墨子在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国大夫。但以后地位下降,接近劳动者。墨子的行迹很广,东到齐,北到郑、卫,并打算到越国,但终未成行。[4] 墨子曾阻止鲁阳文君攻打郑国,说服鲁班而止楚攻宋。墨子多次访问楚国,献书给楚惠王。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,但墨子最终没有接受。后来他又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,离开了楚国。越王邀请墨子作官,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。墨子以“听我的劝告,按我讲的道理办事”作为前往条件,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,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,遭到越王拒绝。墨子晚年来到齐国,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,但没有成功。
十大主张
在《墨子·鲁问》中,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。即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尊天”、“事鬼”、“非乐”、“非命”、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。他认为,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,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。如“国家昏乱”,就选用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;国家贫弱,就选用“节用”“节葬”;等等。[16]
墨家团体
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,穿短衣草鞋,参加劳动,以吃苦为高尚。如果谁违背了这些原则,轻则开除,重则处死。墨家的最高领袖称为“矩子”(巨子),墨家的成员都称为“墨者”,代代下传,所有墨者都服从巨子的指挥必须服从“巨子”的指导,甚至可以“赴汤蹈火,死不旋踵”。[4]
墨家三分
在墨子晚年,儒墨齐名。墨子死后,墨家弟子仍“充满天下”、“不可胜数”,故战国时期虽有诸子百家,但“儒墨显学”则是百家之首。墨子死后,墨家分裂为相里氏之墨,相夫氏之墨,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。[4] 《庄子·天下》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、邓陵子的弟子苦获、己齿,即这三派中的两派。他们都传习《墨子》,但有所不同,互相都攻击对方是“别墨”。在今存的《墨子》中,每篇都有上、中、下三篇,大约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。据郭沫若研究,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,有集中于秦的趋势。因此,从第四代“矩子”时起,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。
此后还有记载,东方的墨者谢子,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。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。但是到汉代,墨家已经消亡。为什么墨家消亡如此之快呢?关于这个问题,答案分歧很大,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,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。墨家与儒、法、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,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,有严格的纪律,能赴汤蹈火,视死如归。这些,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。禽滑厘是春秋时期人,传说是墨子的首席弟子,他的字为慎子。禽滑釐曾是儒门弟子,学于子夏,自转投墨子后,便一直潜心墨学。
学术思想
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,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完备的逻辑推理,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,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化理性化,使其著作不似逻辑性很差的儒家经典,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。比如墨经中的“义,利也”的定义以及“交相利”(请注意两者间的逻辑关系是多么紧密!)还有《墨子·尚同上》第二段“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,生于无政长,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,立以为天子。”的思想,和西方对于普遍功利主义的看法以及契约论者对国家的形成(见《社会契约论》)的论述,是多么相像!普遍功利主义对西方法律的影响,《人权宣言》中的多少内容来自《社会契约论》,就无需再赘述了吧。
他的“非命”、“兼爱”之论,和儒家“天命”、“爱有等差”相对立。认为“官无常贵,民无终贱”。要求“饥者得食,寒者得衣,劳者得息”。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。
① 兼爱非攻
② 天志明鬼
③ 尚同尚贤
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,上下一心,实行义政。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,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。墨子认为,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,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。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。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,提出“官无常贵,民无终贱”的主张。
④ 节用节葬
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,他们抨击君主、贵族的奢侈浪费,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,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。认为君主、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,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。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。[4]
⑤ 非乐
墨子极其反对音乐,甚至有一次出行时,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,立马掉头。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,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,妇女纺织,大臣处理政务,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,下不合人民的利益,所以反对音乐。
⑥ 非命
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,能赏善罚恶,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“兼爱”,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,主张“非命”。认为认得寿夭,贫富和天下的安危,治乱都不是由“命”决定的,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,就可以达到富,贵,安,治的目标。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“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”,认为这种说法“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”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,所以提出非命。
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,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。《墨子》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,其主要内容有二:一是非攻,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;二是救守,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。
政治思想
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、“非乐”等主张。“兼以易别”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,“非攻”是其具体行动纲领。他认为只要大家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,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、贵傲贱、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。他对统 治者发动 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,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。在用人原则上,墨子主张任人唯贤,反对任人唯亲,主张“官无常贵,而民无终贱”。他还主张从天子、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,都要“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”来充当; 而人民与天子国君,则都要服从天志 ,发扬兼爱,实行义政,否则,就是非法的,这就是“ 一同天下之义”。[17]
军事思想
非攻: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
墨子认为,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,在《非攻》诸篇中,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,认为战争是凶事。他说,古者万国,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,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。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,仅仅有几人痊愈,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,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。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。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。所以墨子主张,以德义服天下,以兼爱来消弭祸乱。在墨子眼里,兼爱可以止攻,可以去乱。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,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。[18]
墨子主张非攻,是特指反对当时的“大则攻小也,强则侮弱也,众则贼寡也,诈则欺愚也,贵则傲贱也,富则骄贫也”的掠夺性战争。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,把战争严格区分为“诛”(诛无道)和“攻”(攻无罪),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。“兼爱天下之百姓”的战争,如禹攻三苗、商汤伐桀、武王伐纣,是上中(符合)天之利、中中鬼之利、下中人之利的,因而有天命指示,有鬼神的帮助,是正义战争。反之,大攻下,强凌弱,众暴寡,“兼恶天下之百姓”的战争。是非正义的。[18]
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:
③ 残害无辜,掠民为奴。墨子指出,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,“民之格者,则迳杀之。不格者,则系操而归。丈夫以为仆圉胥靡,妇人以为舂酋。”[18]
救守: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
墨子“惟非攻,是以讲求备御之法”,从“非攻”出发,《墨子》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。墨子深知,光讲道理,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,因而主张“深谋备御”,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。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,集中在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