墨子
墨家学派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
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，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，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，与儒家并称“显学”。他提出了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、“非命”、“非乐”、“节葬”、“节用”等观点。以兼爱为核心，以节用、尚贤为支点。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、物理学、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。在当时的百家争鸣，有“非儒即墨”之称。墨子死后，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、相夫氏之墨、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。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，收集其语录，完成了《墨子》一书传世。
家世出身
墨子是鲁国人，今山东滕州，目夷的先祖是殷商王室。目夷原为宋襄公的大司马，后来目夷氏从贵族降为平民。目夷即墨夷，后简略为墨姓。约在春秋末年周敬王四十年（约公元前480年，一说公元前476年），墨氏喜添贵子，墨子应运而生。虽然先祖是贵族，但墨子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。
早年经历
作为一个平民，墨子在少年时代做过牧童，学过木工。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公输班还要高明。他自称是“鄙人”，被人称为“布衣之士”。作为没落的贵族后裔，他自然也受到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。《史记》记载说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，墨子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，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人。自诩说“上无君上之事，下无耕农之难”，是一个同情“农与工肆之人”的士人。在他的家乡，滔滔的黄河奔流东去，墨子决心出去拜访天下名师，学习治国之道，恢复自己先祖曾经有过的荣光。
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，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完备的逻辑推理，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，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化理性化，使其著作不似逻辑性很差的儒家经典，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。比如墨经中的“义，利也”的定义以及“交相利”（请注意两者间的逻辑关系是多么紧密！）还有《墨子·尚同上》第二段“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，生于无政长，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”的思想，和西方对于普遍功利主义的看法以及契约论者对国家的形成（见《社会契约论》）的论述，是多么相像！普遍功利主义对西方法律的影响，《人权宣言》中的多少内容来自《社会契约论》，就无需再赘述了吧。
师从儒者
墨子穿着草鞋，步行天下，开始在各地游学。墨子曾从师于儒者，学习孔子的儒学，称道尧舜大禹，学习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等儒家典籍。但墨子批评儒者对待天帝、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，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，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，“故背周道而行夏政”。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，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扞格。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，基本上是儒者惯用的词汇，如孝、慈、仁、义等，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、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，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。
创立墨学
墨子最终舍掉了儒学，另立新说，在各地聚众讲学，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。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追随墨子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，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。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。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，墨家是先秦时期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，并列为“显学”。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，有“非儒即墨”之称。
广收门徒
周游列国
墨子在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国大夫。但以后地位下降，接近劳动者。墨子的行迹很广，东到齐，北到郑、卫，并打算到越国，但终未成行。[4] 墨子曾阻止鲁阳文君攻打郑国，说服鲁班而止楚攻宋。墨子多次访问楚国，献书给楚惠王。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，但墨子最终没有接受。后来他又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，离开了楚国。越王邀请墨子作官，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。墨子以“听我的劝告，按我讲的道理办事”作为前往条件，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，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，遭到越王拒绝。墨子晚年来到齐国，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，但没有成功。
十大主张
在《墨子·鲁问》中，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。即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尊天”、“事鬼”、“非乐”、“非命”、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。他认为，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，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。如“国家昏乱”，就选用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；国家贫弱，就选用“节用”“节葬”；等等。[16]
墨家团体
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，穿短衣草鞋，参加劳动，以吃苦为高尚。如果谁违背了这些原则，轻则开除，重则处死。墨家的最高领袖称为“矩子”（巨子），墨家的成员都称为“墨者”，代代下传，所有墨者都服从巨子的指挥必须服从“巨子”的指导，甚至可以“赴汤蹈火，死不旋踵”。[4]
墨家三分
在墨子晚年，儒墨齐名。墨子死后，墨家弟子仍“充满天下”、“不可胜数”，故战国时期虽有诸子百家，但“儒墨显学”则是百家之首。墨子死后，墨家分裂为相里氏之墨，相夫氏之墨，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。[4] 《庄子·天下》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、邓陵子的弟子苦获、己齿，即这三派中的两派。他们都传习《墨子》，但有所不同，互相都攻击对方是“别墨”。在今存的《墨子》中，每篇都有上、中、下三篇，大约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。据郭沫若研究，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，有集中于秦的趋势。因此，从第四代“矩子”时起，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。
此后还有记载，东方的墨者谢子，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。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。但是到汉代，墨家已经消亡。为什么墨家消亡如此之快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答案分歧很大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，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。墨家与儒、法、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，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，有严格的纪律，能赴汤蹈火，视死如归。这些，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。禽滑厘是春秋时期人，传说是墨子的首席弟子，他的字为慎子。禽滑釐曾是儒门弟子，学于子夏，自转投墨子后，便一直潜心墨学。
学术思想
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，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完备的逻辑推理，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，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化理性化，使其著作不似逻辑性很差的儒家经典，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。比如墨经中的“义，利也”的定义以及“交相利”（请注意两者间的逻辑关系是多么紧密！）还有《墨子·尚同上》第二段“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，生于无政长，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”的思想，和西方对于普遍功利主义的看法以及契约论者对国家的形成（见《社会契约论》）的论述，是多么相像！普遍功利主义对西方法律的影响，《人权宣言》中的多少内容来自《社会契约论》，就无需再赘述了吧。
他的“非命”、“兼爱”之论，和儒家“天命”、“爱有等差”相对立。认为“官无常贵，民无终贱”。要求“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”。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。
① 兼爱非攻
② 天志明鬼
③ 尚同尚贤
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，上下一心，实行义政。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，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。墨子认为，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，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。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。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，提出“官无常贵，民无终贱”的主张。
④ 节用节葬
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，他们抨击君主、贵族的奢侈浪费，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，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。认为君主、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，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。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。[4]
⑤ 非乐
墨子极其反对音乐，甚至有一次出行时，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，立马掉头。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，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，妇女纺织，大臣处理政务，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，下不合人民的利益，所以反对音乐。
⑥ 非命
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，能赏善罚恶，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“兼爱”，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，主张“非命”。认为认得寿夭，贫富和天下的安危，治乱都不是由“命”决定的，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，就可以达到富，贵，安，治的目标。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，认为这种说法“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”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，所以提出非命。
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，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。《墨子》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，其主要内容有二：一是非攻，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；二是救守，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。
政治思想
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、“非乐”等主张。“兼以易别”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，“非攻”是其具体行动纲领。他认为只要大家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,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、贵傲贱、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。他对统 治者发动 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，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。在用人原则上，墨子主张任人唯贤，反对任人唯亲，主张“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”。他还主张从天子、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，都要“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”来充当； 而人民与天子国君，则都要服从天志 ,发扬兼爱，实行义政，否则，就是非法的，这就是“ 一同天下之义”。[17]
军事思想
非攻：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
墨子认为，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，在《非攻》诸篇中，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，认为战争是凶事。他说，古者万国，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，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。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，仅仅有几人痊愈，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，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。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。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。所以墨子主张，以德义服天下，以兼爱来消弭祸乱。在墨子眼里，兼爱可以止攻，可以去乱。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，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。[18]
墨子主张非攻，是特指反对当时的“大则攻小也，强则侮弱也，众则贼寡也，诈则欺愚也，贵则傲贱也，富则骄贫也”的掠夺性战争。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，把战争严格区分为“诛”（诛无道）和“攻”（攻无罪），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。“兼爱天下之百姓”的战争，如禹攻三苗、商汤伐桀、武王伐纣，是上中（符合）天之利、中中鬼之利、下中人之利的，因而有天命指示，有鬼神的帮助，是正义战争。反之，大攻下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“兼恶天下之百姓”的战争。是非正义的。[18]
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：
③ 残害无辜，掠民为奴。墨子指出，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，“民之格者，则迳杀之。不格者，则系操而归。丈夫以为仆圉胥靡，妇人以为舂酋。”[18]
救守：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
墨子“惟非攻，是以讲求备御之法”，从“非攻”出发，《墨子》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。墨子深知，光讲道理，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，因而主张“深谋备御”，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。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，集中在《